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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非公經濟,立法選擇至關重要
(發稿時間:2019年01月30日)
 
 

        

保護非公經濟,立法選擇至關重要

作者:姜濤  來源:檢察日報

 

◇改革開放40年來,我國非公有制經濟得以快速發展,已經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撐力量,迫切需要刑法在產權保護上有更大作為。

◇對非公有制經濟的刑法平等保護,是一種財產權保護范圍上的等同保護,而不是所涉相關罪名采取完全相同的入罪標準及法定刑幅度。

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指出,“前進道路上,我們必須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激發各類市場主體活力。”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離不開法治為其保駕護航。產權保護制度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石,依法保護產權是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必然要求。改革開放40年來,我國非公有制經濟得以快速發展,已經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撐力量,迫切需要刑法在產權保護上有更大作為。

非公有制經濟的憲法地位

1982年憲法不僅明確了非公有制經濟的憲法地位,而且通過多部憲法修正案把公有制經濟與非公有制經濟置于平等地位。19884月,現行憲法修正案第1條規定:“國家允許私營經濟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存在和發展。私營經濟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補充。國家保護私營經濟的合法的權利和利益,對私營經濟實行引導、監督和管理。”這從憲法上明確了私營經濟的憲法地位和國家對私營經濟的基本政策。

1999315日,九屆全國人大第二次會議通過的憲法修正案第16條規定:“在法律規定范圍內的個體經濟、私營經濟等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 2004314日,十屆全國人大第二次會議上通過的憲法修正案第21條又將其修改為:“國家保護個體經濟、私營經濟等非公有制經濟的合法的權利和利益。國家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并對非公有制經濟依法實行監督和管理。”

我國憲法明確規定“國家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在法律規定范圍內的個體經濟、私營經濟等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當非公有制經濟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時,法律必須對此予以體現。這會帶來企業產權之刑法保護的新需求,必須通過刑法完善強化對非公有制企業之財產權的保護力度,這是一個長期為我國刑法所忽視,但又迫切需要改變的刑法領域。

從刑法視角界分公有制經濟與非公有制經濟

當前,呼吁對非公有制經濟實行平等保護的聲音很強,更多學者主張對公有制經濟與非公有制經濟實行完全對等的刑法保護。其實,公有制經濟與非公有制經濟只是一種類型劃分,兩者的財產屬性在刑法評價上是完全一樣的,主張對非公有制經濟的刑法平等保護,是一種財產權之保護范圍上的等同保護,而不是所涉相關罪名采取完全相同的入罪標準及法定刑幅度。

公有制經濟與非公有制經濟的區分,從刑法視角看存在于兩方面:一是以財產權區分,公有制經濟以國有公司、企業所經營、管理的財產為體現,這些財產屬于刑法第91條規定的“公共財產”。分則部分體現在我國刑法第165條至第169條的規定當中,涉及“非法經營同類營業罪”“為親友非法牟利罪”“簽訂、履行合同失職被騙罪”“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員失職罪”“徇私舞弊低價折股、出售國有資產罪”等罪,均只限于“國有公司、企業”或“國有公司、企業工作人員”才能成立犯罪,因此刑法保護的是公有制經濟,對非公有制經濟則沒有保護。二是以身份屬性區分,即管理、經營國有公司、企業的人員被刑法第93條規定為“國家工作人員”,“國家工作人員”構成貪污罪、受賄罪主體,而非國家工作人員只能構成職務侵占罪、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主體,入門門檻與量刑標準不同,其間包含著對“國家工作人員”加重處罰的政策考量。

法律上的平等權只限于本質上相同的主體之間,就國有公司、企業的財產權與非國有公司、企業的財產權而言,并無差異保護的必要,刑法分則對貪污罪與職務侵占罪、挪用公款罪與挪用資金罪等采取不同的入罪標準及法定刑,并不是基于財產法益的公私屬性,而是根據行為人的身份屬性,國有公司、企業人員的身份則涉及一般民眾與國家之間的信賴關系,這就具有加重處罰的刑事政策根據。就理論根據而言,這是由職務犯罪特殊的不法內涵所決定的。職務犯罪的不法內涵不僅包括侵犯財產權益等,而且會傷害到一般民眾對國家的信賴關系。其中,對財產的保護并不是職務犯罪重點保護的法益,以權謀私、權錢交易這才是腐蝕國家政權根基的源頭,為民眾所不能容忍,就此而言,現行刑法有關貪污罪與職務侵占罪、受賄罪與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采取不同的入罪標準與法定刑并非不具有正當性,國家工作人員與非國家工作人員具有完全不同的不法內涵,其責任程度上也有區別,現代國家往往對國家工作人員犯罪采取加重處罰的刑事政策。

刑法平等保護非公有制經濟的立法選擇

我國刑法目前在財產權的保護范圍上對公有制經濟與非公有制經濟區別對待,不符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本身所要求的現代產權保護制度,公有制經濟與非公有制經濟只有經濟類型之分,而無經濟性質之別,它們都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財產權不僅是市場經濟自發秩序的前提,而且也是社會自律的條件,同時也是法治國家的基石。財產權屬于國家、集體或個人所有,這是現代市場經濟的本質要求,市場經濟發展需要以保護產權、維護契約、統一市場、平等交換、公平競爭、有效監管為基本導向的市場秩序,強調對非公有制經濟之財產權的保護十分必要。故有必要通過刑法的修改完善,實現非公有財產的平等保護。

這大致包括:(1)通過刑法修正案,擴大我國刑法第165條至第169條規定的“非法經營同類營業罪”“為親友非法牟利罪”“簽訂、履行合同失職被騙罪”“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員失職罪”“徇私舞弊低價折股、出售國有資產罪”的犯罪主體,把這些條文中“國有公司、企業”修改為“公司、企業”,從而將非國有公司、企業高管也納入進來。這既有助于實現刑法與公司法的協調,又能更好地保護非公有財產,加大對非公有制經濟刑法保護力度。(2)增加私分單位財產罪,即非國有公司、企業的員工私分單位的財產,嚴重損害公司、企業利益的,構成本罪,以加強對私有財產權的保護,早日結束公有制經濟、非公有制經濟的不平等保護狀態。

在全面依法治國的時代背景下,非公有制經濟的刑法保護必須納入到法治化軌道。我國刑法目前在財產權的保護范圍上對公有制經濟與非公有制經濟區別對待,并且因經濟刑法與民事侵權等邊界不明,私營企業家的人身權與財產權往往處于“文明的火山上”,這不符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本身所要求的現代產權保護制度,使非公有制經濟的創造力無法得到充分發揮,也違背了憲法所確立的全面保護、平等保護原則,應當在刑法的后續修正中予以糾正。

(作者為南京師范大學中國法治現代化研究院法治發展戰略研究所所長、教授)